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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2005年衣钵

来源:南京星座网 时间:2020年01月22日
从2005年《衣钵》,到2014年《天体悬浮》,历经十年,田耳抵达了他文学生涯的一个新高度。不过,“70后”一代人的精神底色到底是什么,对于未来中国,未来中国文学,这一代人究竟会做出怎样的选择,或者能够完成什么使命,现在简单下个断语,还为时尚早。   前几天读敬泽老师给文珍小说集写的序,文中说:“巫借助文字,也获得了抵达、唤醒和建构内心生活的能力:无以名状的恐惧、焦虑、欲望和疼痛,由此变成了被名状、被意识到的事物。一些巫沿着大路成了国王,一些巫沿着小路成了诗人……人们之所以有沟通天人的欲求,就是因为,每个人都相信,自己有独特的命,有一种与庞大的世界戏剧对抗的内在理由,而巫要把这理由告诉他们。”(李敬泽:《新方言与部落之巫》)这话说的当真是好。谈到“70后”,这一代渐成文坛主流的作家,在神界、人界、魔界,在天、地、人之间,在一切万物:时间、空间、自我、他人、有形、无形、物质、神识范围内,居于何处,扮演何种角色?是以文字为漫长道路,一路西行求取真经的师徒?还是以无差别的存在,看取人类世界沟壑纵横千差万别的智者?说到底,对于一个真正的写作者来说,写作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信仰。   在《“70后”作家小说创作的几个关键词》一文中,我列举了大家熟悉的“70后”作家:追问世界本质的徐则臣,挑战文学极限的李浩,专注于精神追问的弋舟,把小县城灰色人生写得活色生香的张楚,在青春叙事里不断强化自我的路内,偏执而又忧伤的阿乙,执着于灵魂叙事的鬼金,带着南方潮湿阴郁气息的朱山坡,有着饱满的生活和土地温度的李骏虎,回归民间充满传统文化忧思的刘玉栋,还有温润的鲁敏,犀利的乔叶,谙熟大上海小市民文化的滕肖澜,擅长虚构和想象的王秀梅……那么,在这样一群共性多多而又个性鲜明的写作者中间,田耳是怎样的这一个呢?在阴郁与明亮,传统与先锋,谄媚与疏离,喧嚣与压抑……种种气息并置弥漫的当代文坛,作为“70后”的代表作家,田耳显得更低调,更真诚,更贴近生活。这个时代和社会的内部纹路并不清晰,沿着这些纹路游走的日常启蒙者们,几乎无一例外地会遭遇鬼打墙,或者深陷言说的迷宫困境。没有钥匙,其实也没有真经。我们大都匮乏内在的勇气和理性。田耳带给我们的,就是敬泽老师所说的:抵达、唤醒和建构生活的能力。不仅仅是个体能够自立为王的内心生活,也包括文人往往慨叹无力改良的社会生活。   纯正的中国故事   田耳喜欢讲故事,而且讲得很好。《衣钵》就是那种纯正的中国故事,带有民间自足饱满的汁液,在文化的暗夜里肆意流淌,兀自成型。李可作为大学生,继承父亲衣钵做了道士,这里面有父与子,乡村与城市,理想与现实,生与死之间的对立,也有反抗与放弃,温情与伤怀,渴望与隐忍的交织。李可否定过父亲,逃离过乡村,最终的回归、接受和认同,有现实生存的被迫无奈,也包含着千百年来中国民间社会运行的内在逻辑。父亲一生游走大地,身上附着传统乡土秩序,儿子进城读完大学,本应具有现代城市精神。经历了身份认同危机,李可最后选择做道士,事实与虚幻依旧截然对立,却可以在他的思想世界和平共处。尽管要经过自我劝说,才能够相信父亲文化身份的存在意义,这种信,其实更深层的,是建立在他的生活直感和生命积淀之上。田耳写过不少乡村题材小说,他试图为我们打开的,不是陌生化的乡土世界,而是追问我们是否还愿意或者能够守护这样的“乡”。什么是自然传承,什么是文化传递,我们努力去保留下来的那些习俗,对于正狂奔在现代化、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,究竟有着怎样沉重的意义?文学,可以把日常生活历史化,也可以把抽象历史日常生活化,作家往往提供的是生活的复杂性,并非刻意厘清社会结构的边界,随着观察者身份的交换,我们注定要与之共同思索新旧秩序之间的断裂与弥合。   我注意到在《衣钵》和《夏天糖》中,田耳对乡村生活的态度略有差异。面对父亲之死,李可算是涅槃重生;面对兰兰蜕变,小江则选择了彼此毁灭。《衣钵》中,“村子在王俐维的眼里是一片用过去式写就的风景。她是个匆匆来去的看客,而自己则是这里的树木,扎下根的。这片穷蔽的土地说不定就是生活的全部。”少年李可的梦想是去北京,去大城市,最终父亲以死亡唤醒李可对道士身份的内心自觉,他以孝子和道士双重身份给父亲做了第一个道场。而《夏天糖》中,小江走南闯北十几年,心里放不下的是乡间路上那个纯真的小女孩。散发着水草气息的豆绿色小女孩几乎成了他生命的图腾。乡村是封闭落后的,李可急于逃离,无数次遥望远方的热闹城市;小江却不断沉湎于遥远的记忆,渴望寻回安宁的少年梦想。田耳曾说,“乡村失去自在自为的一套精神体系,把多少年形成的生活模式扔掉,只能日渐凋敝。”从李可到小江,从融入乡村到幻想破灭,家园不复童年的宁静古朴,乡愁却如鬓边白发早生,隐约看出田耳小说写作的某种精神轨迹。   混沌大地与浩瀚星空   田耳熟悉底层生活,也喜欢写小人物悲欣交集的日常生活,其实张楚同样如此,却很少有研究者把“70后”作家归入底层写作,大约是因为“70后”作家的思想资源不是左翼或新左翼,这一代写作者更喜欢回到小说艺术本体,而不愿意把文字建构在社会学分析之上。一个有趣的现象是:田耳喜欢写警察和道士。从《衣钵》,到《一个人张灯结彩》,再到《天体悬浮》,他终于让参与维护生死两界秩序的警察和道士合二为一了。《天体悬浮》让我们看到了田耳对长篇小说艺术和社会生活的整体把握能力。这个看起来很科幻的题目,写的却是最现实的生活,尽管不乏荒诞和救赎,主旨却不全然于此。读《衣钵》那年就曾感慨,当代人活得无聊,死得亦无趣。十年后,在混沌的大地之上,关于人生意义,携带着乡村与都市上空徘徊的孤独灵魂,田耳给出了浩瀚星空。小说写赌博、 、吸毒、放贷、凶杀,写各种欲望的放纵,构成了地面上的斑驳暗夜;而仰望天空,神秘璀璨的星光依旧,那些悬浮的天体,丁一腾,或者符启明,你,还有我,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拥有。只不过,我们更被动地沦陷于生活的日常性,包括午夜桥头的烤串啤酒,也包括娱乐厅的活色生香。小说开篇就是洛井派出所和左道封闭,这个时代,从市民大众那一端看,是左道封闭,从警察这一边看,其实是右道封闭,左右都不能走,忍不住要说,敢问路在何方?   之所以称田耳为日常生活的启蒙者,是因为我手边刚好放着赫尔曼·鲍辛格的这本书,我想这个标签应该还算恰当。很多人比较田耳和沈从文,因为湘西凤凰。沈从文携带着属于他的文学光亮长眠,墓碑前草木葳蕤花香弥漫,每次田耳安静地坐在那里,目光遥望远方,他心里在想什么?10年时光,中国文坛接受并确立了田耳的存在,未来10年,以至更久远的日子里,期待田耳成为世界文坛的独特存在。   (编辑:白俊贤)产后流血正常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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